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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解决问题的大思路、方向和路子一定要正确，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并且要敢于触动政府本身、各部门和各阶层的利益，坚决地推进一系列的改革，才能真正向分配公平、人民富裕的目标迈进，最终建设一个美好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
其中他也提到了中国安徽的一个小村庄农民的非法行为居然引发了整个国家十几亿人的经济改革和增长。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事实上，将经济学普遍原理应用到国别问题研究之中，或者是从一些国别现象中提炼出有趣的经济学创见加以一般化，或者是用国别的数据来验证已有理论，这些即使在目前最活跃的举世公认的大经济学家的研究中也屡见不鲜，像Acemoglu，Banerjee，Grief，Maskin ，Murphy ，Myerson，Shleifer，Townsend ，Zingales等等。
作为一名正忙于写博士论文的青年学子，笔者对这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认识难免粗浅，而且也许是不具备发言资格的。我在国内开始作研究时所养成的习惯是直接在现有宏观经济模型上作拓展然后根据得出的结论来反向界定模型的目标，虽然自我感觉这有利于增进自己对原有模型的理解，并积累了不少有用的建模技巧和写作心得，但是往往做出来的东西很难得到芝大老师们的好评，投稿也屡屡受挫。张教授2007年对中国经济系统有了全新的解释和突破。在经济学上，这当然就很主流了。在如何看待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这件事情上，我和很多中国经济学者和学子一样，都曾经有过迷茫，特别是在选择研究主题时，觉得就更有必要想清楚，所以正好借此机会系统整理一下自己的想法，并求教于各位方家。
如果不能做到这点的，通常不是好文章。独特的问题也限制其理论的适用性和价值。美联储官员们不是从事金融交易的，一线做业务的金融从业专家懂得怎么样规避风险，监管人员却不懂得怎么样规避风险。
我自己也做企业管理，知道这种业绩考核真正做起来还是很难的。我们必须相信，人们在管理自己钱的时候，肯定要比官来管理我们的钱更靠得住、更负责任如果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要推出任何一个新的产品都需要到相应的监管机构那里去登记审批，这就意味着最后的瓶颈口在于监管审批部的官员在知识上的限度，而官员对于市场的理解在专业技能和知识上永远是滞后的。从绩效考核的角度，每个行业不一样，每个行业里的企业都不一样，所以想统一制定一个业绩考核标准是很难的。
《商务周刊》：那么您觉得正确的药方是什么？陈志武：正确的药方就是发展民营经济，给民营经济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支持。要说中国和美国在通货膨胀方面进行比较的话，中国今天10块钱的价值远远低于25年前的一块钱。
如果继续按照现在CPI指数的构成来计算权重的话，那么必然也会给中国未来埋下同样类型的金融危机的伏笔。第二，我并不觉得美国过去一个半多世纪里每隔10年左右就发生一次金融危机，代表的是美国金融、经济的失败。只要这种国进民退的趋势被继续强化，让国有经济的比重继续增高，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减少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的愿望就很难实现，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第一个后果。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进民退 。
第五个后果就是使得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停滞不前。《商务周刊》：还有人认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美联储这些年来执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您如何看这种观点？陈志武：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认同这个判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为金融危机埋下了根本的伏笔。但总体上，我觉得现在中国向美国政府表达对美元贬值的担忧，施加这种压力，非常有必要，也不一定会改变他们的行为，但多少会产生影响，赢得世界很多国家、专业人士或者政客的认同。我担心这可能会使中国的法治和市场化改革产生一些倒退。
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如果在金融方面的创新不显著，那么其他行业也不可能实现创新。根据我对不同国家的时政研究，结论很明显，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法治水平就越低。
而我们要知道，400年前负债累累的国家今天都是发达国家，而当年国库里边存了很多钱的今天还是发展中国家。从长远来说，美元作为绝对的主权储备货币和贸易货币所带来的对其他国家的影响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包括我自己，非常认同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观点。
陈志武：这是一个错误的药方。美元之所以成为国际贸易储备的主要货币，跟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么大有很大关系，所以即使中国能够在未来几年里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资本账户进一步放开，在人民币成为真正的国际储备货币之前，我觉得中国的进出口顺差必须要缩小。我知道国资委近几年在国企改革上做了很大的努力，比如干部能上能下、引入外部董事、进行绩效考核等等，但终究换汤不换料。这让我想起以前老话说的南京路上好八连：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住房、汽车、钢琴等按揭贷款，很明显有钱的家庭还可以享受这些东西，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在恋爱、婚姻、生活、教育、就业等的机会方面就会面临非常大的不平等。前者的拥趸从金融危机中看到的是该书预言应验，而后者的要义正是要撇清类似于前者这样的思想毒害。
如果把更多的收入和财富留给民间，让老百姓去花，他们会把这些钱花在跟民生和消费品有关的轻工业上。从去年开始，特别是雷曼兄弟破产以后，美国金融业界已经有了非常快的自我修复，比如对冲基金行业在尽职调查方面有很多突破，过去6个月里很多投资者找基金管理者签一些协议，使他们每天都可以打开基金的账簿，到托管银行里随时查看基金的投资组合，这在几个月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但客观来讲，现在除了抱怨和施加压力以外，未来这些年还难以改变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和国际贸易结算工具的货币格局。另外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总体上带来的冲击从表面上看不是很大，但是在结构上打击非常大，最大的打击是给很多人提供了一个得出错误结论的机会，这个结论就是以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体系，加上严格的政府管制这样一个制度安排，反而有利于中国规避金融风险的冲击。
越来越强化的国进民退，使掌握在国家手里的财富越来越多，政府会把这些钱花在基层设施和大的工业项目上面，尤其是高污染的重工业。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成立32支国民权益基金，把国有资产都融入进去，然后把全国的国民权益基金按照13亿人口的比例全部分配下去，地方的国民权益基金按照当地的居民多分，外来的居民少分的原则也均分下去。
金融市场不发展，国内消费的增长就会很难，带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代价就是必须靠出口来拉动增长。国有企业是政府的大儿子，有人违约的时候，从法院到全国人大再到政府的行政官员，他们会更偏袒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答案不言自明。每次金融危机都逼得美国社会做一些调整，每次调整以后的10年里美国的金融资产又翻一番。这里面带来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规模做大不一定真的强，比如中国的三大国有银行在规模上已经排到了世界前几名，但它们的赢利90%多都来自于利差，等于是中国人民银行送给它们的礼物，而不是真正靠市场竞争得到的优势。
因为中国现在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现在的CPI是负的，官方的CPI数字看不出有通胀的迹象，而我们知道资产价格的增长幅度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商务周刊》：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人担心美国大印钞票使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将不断贬值，相应地中国也应将人民币贬值，您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陈志武：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23年，我感觉不到物价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我并不觉得美国过去一个半多世纪里每隔10年左右就发生一次金融危机，代表的是美国金融、经济的失败。但我认为不能完全怪美联储，因为美联储的社会分工和职责是掌握货币的供给量，使其不至于太多或太少，不让通货膨胀率失控。
如果是在6个月以前，可能没有人能做到理性看待美国经济，现在美国的经济已经开始复苏，正常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应该发挥的作用已经恢复到相当的水平。独立董事到底能行使多大的监督权，到底对企业的发展懂多少，换来换去从党小组到董事会，再从董事会到大学教授，都不见得懂多少企业经营。
总裁很轻易就能解雇其他人，自己却能上不能下。第四个负面后果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非常不利。美国要维系全球金融安全秩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个成本每个国家都应该分担一点，分担的方式是大家可以接受美元小范围内的贬值。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没有想到过去两年间，一本东拼西凑、歪门邪道，经不起任何推敲的阴谋论(《货币战争》)会在中国卖的那么火，因此对于他的新书《金融的逻辑》连续数月在销量排行榜与《货币战争》并驾齐驱感到蛮受鼓舞。
为什么？一般都以为，彭博终端提供的是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信息服务，在金融业整体受挫的时候它的销售肯定会受打击。从我个人的判断，我一直觉得未来美元贬值的趋势几乎难以避免，因为美国有这么多的债务。
这次也一样，我看不出来这次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不灵了●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如果在金融方面的创新不显著，那么其他行业也不可能实现创新。所以我觉得美元进行一点点的贬值也许是应该的，当然我说这样的话，可能很多人要臭骂我。
陈志武对记者说，如果针对一个纸老虎来写文章，你的文章读起来就会让人感觉生命力非常强。我们要分析，强化对金融行业监管的结果可能会使哪些社会群体付出更大的利益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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